必去阁

第7章（第1页）

被派到第三营任政治指导员。第三营营长彭光闾，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毕业生。北伐进展顺利，蒋介石却叛变了。蒋介石发动&ldo;四?一二&rdo;反革命政变之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亦在北方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汪寿华、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杀。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党内部分同志曾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亦纷纷发表讨蒋通电。但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却不赞成东征讨蒋。武汉国民政府则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相配合，消灭奉系军阀，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头讨伐蒋介石。于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4月19日再次誓师北伐，出兵河南。我们即由新店、柳林驻地出动，未经战斗，即占领信阳、驻马店等地。待进至郾城、漯河之线，始与奉军隔河对峙，每日互相炮击，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乘夜渡河袭扰。我所在的第三营驻守在漯河街一段。有一次，奉军派出约一营兵力，于拂晓突破我军前沿防御阵地，进到漯河街上。我同营长彭光闾立即离开指挥所，到街上带领部队进行反击，经激烈战斗，将奉军这股部队击溃。象这类规模的战斗，当时时常发生。正当北伐军与奉军在豫南展开激战的时候，冯玉祥的国民军东出潼关，策应北伐军会攻河南。至5月，奉军大败，向北溃退。北伐军沿铁路尾敌追击，于6月进至郑州，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我在郑州被晋级为上尉。这一段时间，我经常上前线，同战士们一起作战、谈话，因而与基层官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战士们对我很有好感，说这个指导员不错。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对我说。我由此体会到，政治工作人员只有深入第一线，起带头作用，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战士们的信任。在北伐军对奉军作战取得胜利的同时，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增长。一方面，蒋介石煽动和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实行包围、

封锁；帝国主义者又调集大批军舰停泊武汉，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他们以&ldo;纠正农民运动过火&rdo;为借口，采取了一系列压制工农的政策。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管辖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叛变接踵而来。5月17日，驻在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变，攻打武汉，幸被叶挺领导的警卫部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生军以及武汉地区工农武装所击退。21日，湖南军阀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封闭革命团体、解散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制造了&ldo;马日事变&rdo;。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ldo;分共&rdo;，并决定以&ldo;东征讨蒋&rdo;为口号，将北伐军唐生智部和张发奎部由河南前线南撤。这样，我随唐生智部从河南撤回湖北，第二师第四团驻防孝感。这时第四团的政治指导员调走，改派我担任该团的政治指导员。唐生智率部回师武汉，其真实目的是准备反共，镇压两湖工农运动。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内幕。我到北伐军工作之后，党的组织关系改为单线联系。与我联系的人先后是孙志豪、夏秀峰（即夏明钢）、曹壮父。起初，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经常开会、碰头。尽管当时上级不准许在部队中发展党员，但我还是发展了几名党员。后来形势日趋紧张，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党员会也不开了，也没有人给我通报情况，因此，我对形势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当时我们党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先是对蒋介石的阴谋叛变一味妥协、退让，甚至在蒋介石杀机毕露，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头落地之时，陈独秀还与汪精卫发表&ldo;汪陈宣言&rdo;，麻痹群众，解除共产党人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武装。结果在&ldo;四?一二&rdo;反革命政变中遭到了惨重损失。继之，又对汪精卫日益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面目不予揭露，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对党员进行教育，更不在党内作应变的准备，直至宁汉合流势成，汪精卫集团已举起屠刀，准备对

共产党下手之时，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还大谈&ldo;国共合作&rdo;，高喊&ldo;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rdo;的口号，并于6月28日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30日在党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这样，我们党在突然事变面前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遭受到更大的损失。6月29日，驻武汉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以&ldo;处理湘事&rdo;为名，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举行中执委扩大会议，决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5日，汪精卫举行&ldo;分共&rdo;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汪精卫集团在&ldo;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rdo;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震惊之余，又极为愤慨。但由于得不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我无法了解事变的真相。起初，我对武汉政府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存有幻想。记得尚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军队中就有许多关于&ldo;农民运动过火，军人家属被游街，财产被没收&rdo;之类的流言。不仅国民党人这样说，我们党内也有人跟在别人后面应和，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只有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提出了正确的见解。但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在下边根本看不到。因此，我还不能认识上述种种流言正是在煽惑军心，制造反革命舆论。后来听到长沙发生了&ldo;马日事变&rdo;，有上万名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被杀的梢息，心中不禁对武汉政府产生了怀疑。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反共，唐生智也在口头上声称要查办许克祥。所以，我仍然没有对当时的严重形势看清楚，还幻想汪、唐等人会对&ldo;马日事变&rdo;有妥善处理办法。当北伐军回师，我随部队驻守孝感以后，看到和我一起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我又陷入迷茫之中。自己该何去何从？留下来会不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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