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去阁

第16章（第1页）

概不招。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偶然听说湖南衡阳人聂云台，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资本家，我们就以湖南大同乡的名义给聂云台写信，说我们是来上海考大学的学生，费用花尽，生活无着，请他收留我们在他的纱厂里做工。可是信发出去之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永兴著名的留学生黄璧的名字。黄璧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现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我以黄楚珍的化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冒称我是程潜所部的下级军官，在江西被缴械后漂流上海，因找不到职业，想到南洋去谋生，请他给予帮助。几天之后，接到黄璧的回信，约我到厂里同他面谈。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即赶到上海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同他见了面。刚坐下没谈上几句，就有人进来找黄璧。黄璧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他有要事，不能继续同我谈话，委托他的一个亲戚、同事同我谈。说完他就走了。不大功夫，黄璧委托同我谈话的那个人就来了。这个人一进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此人叫邓丰立，是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我有个姑夫是北鸦山村人，我这个姑夫去世时我曾去北鸦山吊丧，见到过邓丰立。我在史先生处读私塾时，邓丰立因与史先生有亲戚关系曾来过私塾，我也见到过他。湘南暴动失败后，这个邓丰立在北鸦山杀了很多参加暴动的农民和共产党员。幸而我这几年变化较大，邓丰立已认不出我了。他与我寒暄过后，首先问我过去的情况，如何当的兵。我竭力保持镇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与他胡扯了一气。他突然问我：&ldo;下青村黄清正的侄子黄时暄（我读私塾时用过的名字）你认识吗？&rdo;我沉住气淡淡地回答道：&ldo;过去在家时认识的。&rdo;邓又问道：&ldo;黄时暄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rdo;我说：&ldo;我离家出来当兵很久了，从没有与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rdo;邓恶狠狠地说道：&ldo;黄时暄是个杀人放火的共产党。&rdo;我佯作惊讶道：&ldo;啊？他那样的人还会当共产党，

真出人意料。&rdo;邓接着说：&ldo;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要是找见他，决不能轻饶了他！&rdo;我又感叹道：&ldo;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可真看不出来。&rdo;接着我把话题一转，问了问邓一家人的情况。最后我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邓说今天不一定能回来了。我就势说道：&ldo;黄璧先生今天不回来，那么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rdo;说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把我送到工厂大门口才回去。我手心里一直捏了一把汗，离了兵工厂，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后我再也不敢去找黄璧了。我有个朋友叫曹勤余，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和我同在北伐军一个团里当营指导员。听说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就设法找到他家。当时曹勤余已不在家，我见到曹的哥哥，要到曹勤余的通信处，并说好利用曹家作为我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我与曹勤余通过信之后，才了解到他于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又参加了第三党，现在福建漳州的一个部队里工作。他知道我目前处境困难，就劝我到漳州他所在的部队做事，条件是我必须改变信仰。我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打这以后他就不给我写信了。到了阴历年前，我去了他家一趟，想看看有无我的信件，恰巧他探亲回家，我同他见了面。我劝他继续干革命，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沉默了一阵子，才向我表示他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我，他的家可继续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但我已不再想与他联系了，从此就断绝了来往。我久困上海，受着找不到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煎熬，整天神经极度紧张，饥寒交迫，人眼看着就变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苦于无路可走之时，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凌兆尧的名字。凌兆尧是我在北伐军唐生智部当团指导员时的团长，彼此间的关系相当不错。现在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八旅当旅长，驻防唐山。所部归桂系白崇禧指挥。见到这个消息使我兴奋

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关系可能给我经济上的资助。于是，我立即给凌兆尧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在上海的困境。凌兆尧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寄来二十块钱。这对我说来，不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绝处逢生，使我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天下事贵在坚持，最困难的时候也往往是出现转机的时候。1929年1月间，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找到我和李卜成，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了。我们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已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见他哥哥后，就与党中央联系上了。曾希圣还告诉我们说，袁策夷（即袁仲贤）和徐德二人也在上海。我一听更加高兴：袁策夷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北伐时曾任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总队长，他当时就认识我，彼此都知道是共产党员。徐德与我更熟，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学员，后来同在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曾在一起参加过多次党的会议。我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接组织关系，并请袁策夷、徐德两人作我们的证明人。报告由曾希圣通过他哥哥转交党中央。党中央很快承认了我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三十块钱，接济生活。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党，回到了组织里面，身心都有了归宿了。时值隆冬天气，我和李卜成身上还只穿两件单衣。我们这才上街买了棉衣，并付清了房租。过了阴历年，我们在法租界租了一间亭子间，集中精力阅读党中央派人送来的党的六大会议文件。当时徐德在中央军委工作，也住在法租界，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互相所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我从党的六大文件中，才第一次见到&ldo;大革命失败&rdo;的提法。组织上还不断给我们送来大批学习资料，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各种革命刊物等。有许多是我过去没有接触到的，如列宁的《两个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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