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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怀疑而进行抵制，上边命令抓捕所谓&ldo;ab团&rdo;分子，我拒绝执行。但是，当时的肃反委员会权力大得很，我所在的第三师还是损失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很优秀的干部。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都是这次被肃的。其中何笃才这个同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时我和何笃才接触较多，彼此很谈得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他不仅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而且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上很有见地。他原来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对红一军团的情况了解颇深。我们在一起时无所不谈，在同他相处当中，使我获益匪浅。何笃才是湖北黄冈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第一师范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以后，他任红二十八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红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何笃才等同志设法把部队拉了回来，叛徒只身逃跑。在这件事情上，何笃才是有功的干部之一。但由于他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后来就将他调出红一军团，到红三军团我那个师里当了宣传科长。按照他的资历和水平，让他当宣传科长是不适当的。但当时上级把他当作犯了错误的干部来使用，他本人也无所谓，工作起来很认真负责，也很有魄力。平时与同志们交谈中，对他自己的观点从不掩饰。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到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

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对何笃才的这番话，我是在一年以后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笃才等几个干部被肃之后，我更加意识到这种肃反路线是胡来。不久，肃反委员会又给第三师交来一份所谓&ldo;ab团&rdo;分子的名单，要按名单抓人进行审查处理。我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我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在你们所要抓捕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全都是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肃反委员会的人指着名单说，已经有人供出了他们，一定要抓起来审查。肃反委员会这次提供的所谓&ldo;ab团&rdo;分子名单上的人，大多是连队基层干部。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两个连政治委员，一个名叫石元祥，是井冈山上的小鬼，原是当号兵，人很机敏；另一个名叫曾彬农，是个农民出身的同志。这两个同志都是我到第三师以后提拔起来的基层干部，平时表现很不错，打起仗来非常勇敢。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革命，决心保护他们。既然肃反委员会一定要抓捕他们，我自知硬顶无济于事，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他们暂时上山找个

地方躲起来。肃反委员会几次来人抓捕，都未能抓到，也就无可奈何。石元祥、曾彬农他们几个人在山上躲藏，每天由我派人偷偷给他们送饭吃，打起仗来就派人叫他们下山，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参加战斗。战斗一结束，马上再上山躲藏。他们明知上边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更加勇敢地冲锋陷阵。他们曾向我表示，宁肯牺牲在战场上，决不当逃兵，以此表明自己无愧于党和革命。我愈加坚信他们是革命的忠诚战士、党的好干部，决心把他们保护好。可是，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事情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在一次战斗刚刚结束之时，石元祥、曾彬农几个人尚未来得及上山躲避，就被肃反委员会抓捕了。我痛惜万分，深深责备自己没有能够保护好他们。我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何以滥杀无辜！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我因此而被怀疑有问题，或说我是&ldo;ab团&rdo;分子，或说我是&ldo;托陈取消派&rdo;，于是决定将我抓起来进行&ldo;审查&rdo;。幸好彭德怀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彭德怀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把他的师政治委员抓起来？肃反委员会自然拿不出我是&ldo;ab团&rdo;和&ldo;托派&rdo;的证据，只好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可以采取捕抓的办法来处理呢？肃反委员会理屈词穷，只得将我释放。这样，我才幸免被捕。但是，兵是不准我带了，撤了我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我没有事情可干，又不想赋闲，就向彭德怀提出请求，随便分配点工作给我干干。彭德怀就让我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1931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等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到瑞金去参加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就让我代理处置前委的日常工作。待他们开完会回来以后，大约是在11月底，派我到寻乌县去调查打&ldo;ab团&rdo;的情况。我回到军团部后，把在寻乌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地向前委作了汇报。我还对领导同志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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