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去阁

第87章（第1页）

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我这时已想好了对策，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别急。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他们又感到出乎意料，就改为追问我：为什么写信给林彪，不经过他们。我说：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搞逼供。从此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再搞&ldo;提审&rdo;、&ldo;批斗&rdo;时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不再来了，对我改用说教、劝供方式。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问我：你听进去了没有？我说：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你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和彭德怀专案组都属&ldo;二办&rdo;领导。大约在3月24日左右，原主持&ldo;二办&rdo;工作的杨成武也出了问题。什么问题，怎么出的问题，我没法知道，只知道杨成武也垮了。这件事使那些起劲搞逼供的造反分子们大受影响。也许是看到了人事变化的无常吧，他们的劲头变小了，连诱供也不那么卖劲了。以后就让我写详细的自传。我感到经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点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于是就在这次自传中，写了上次没写的一件事。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因生活无着，迫不得已通过同乡介绍到康泽所管的一个单位中当图书管理员的一段经历。其实这段时间很短，我过去也早就和彭德怀、滕代远等谈过。这一次专案组比较讲理，懂得要重调查、不重逼供。他们派了

人出去找康泽、郑洞国进行调查。康泽那时是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郑洞国则是二师的一个旅长。我在那里的图书室，当过几个月管理员的事，他们不但说不知道，而且连名字也不记得。调查人员左调查、右调查，查了好久也查不出什么来，没有人还记得这件事。但我认为，虽然我过去向彭、滕正式交代过这件事，滕还作过调查；但已年代久远，战争时期也未必有档案留存，现在既写自传，就也应把这一段写明白。1968年8月，大约是26日左右，我们又被转移到公主坟南边、某个部队驻地的平房里。我只知道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和我在一起。这里把原有的厕所、洗澡间都封闭了，在室外偏僻处，挖了一个大坑当厕所。冬天夜晚零下十几度时，也得到外面去上厕所；下雨、下雪都无遮无庇。此外，在搬家时我写的那首&ldo;桃花&rdo;词被人发现。看守冬员说我讥讽时事，追查所指何人何事。于是我所有的笔、墨、纸张均被没收，我为此挨了斗，并且还要写交代。要写就写，我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ldo;桃花&rdo;。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检讨当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他们也没有再就此作出多少文章。这首词和所写的交代的原文却居然因此而保留了下来。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家庭忽然完全断绝了音讯；1968年秋冬之际，在北京唯一和我有联系的老伴唐棣华随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的干校去了。她临走以前给我送了一包衣服、用品和食物，并附一封信请专案组转交给我，说明：孩子们有的去农场劳动，有的下乡插队，她自己马上要去干校，以后不能再给我写信送东西了，让我自己注意保重身体。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竟然没有交给我。长久得不到家人的音讯，使我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由得担起心来。

此外，我在押的时间已久，进行强烈对抗的阶段已经过去。我的情绪似乎也由当时的高度亢奋转为低沉。这时期又作了两首词，无纸笔记录，就记在脑子里。其中有&ldo;卧床时听蝉声鸣／彻夜不眠辗转到天明&rdo;、&ldo;分飞小雏今何在&rdo;、&ldo;老病手足（指我的哥哥）入梦来&rdo;等字句，表达了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和殷切的思亲之情。1970年还是照样坐班房。冬天冷得很，室内结冰，手臂疼痛。我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痛处，倒也颇为有效。以后我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后来我解除监护后，见了一些老同志，就向他们推荐我这自我按摩法，可惜肯照办的人不多。但我一直保留这个自我治疗的习惯。这个时期，我经常因为监管人员的蛮横态度和无理干涉而和他们争执。有一次我又和哨兵吵起来，吵得管理人员来了好几个。他们对我早就不满了。其中有一个人指着我说：你别这么猖狂！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我是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气极了，有人动手打我，我也和他们对打。但他们到底不能真把我打伤、打死，也有些无奈，以后便不再和我为难。此后再也没有发生打架的事。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ldo;泼辣&rdo;过。过去我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说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有&ldo;儒将&rdo;风度。&ldo;儒&rdo;字我不敢当，我读书不多，对马列主义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并未系统地读；其他亦未学有专长。这话只是说明我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ldo;温、良、恭、俭、让&rdo;。那时我是囚徒，又年老体弱，反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毕竟表达了我反抗的意志，有时也多少有点效果。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讯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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