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埃及至少已有两次提出了进攻以色列军队的计划,并准备付诸实施。1971年底,埃及制定了一项用50架轰炸机轰炸沙姆沙伊赫的计划。但是爆发了印巴战争,于是萨达特取消了这一计划。他的推断是,正当亚洲在进行一场大战时,世界上是不会有人注意中东战争的。1972年10月计划实施第二次行动。萨达特命令当时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iddot;萨迪克将军在西奈空降一个伞兵旅,并据守一个滩头堡一周至10天。在那段时间。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会议,利比亚将停止石油供应,向华盛顿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走。但是萨迪克将军反对这一行动,他不愿意牺牲他的精锐部队,因为这支部队很可能会被以色列国防军消灭。他坚持说,埃及国内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在发动战争之前,埃及的防御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
两个月后,萨达特解除了萨迪克的职务,萨迪克在埃及是一个颇孚众望的将军,并是赶走苏联顾问的主要创议人之一。据博什格拉夫报道,萨达特知道,他也许经不起再次败在以色列人手下,然而他确信埃及在再次作战中已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他认为,就算埃及遭到惨败,也将与越南共产党于1968年和1972年的两次攻势所遭受挫败相同,即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但又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
艾哈迈德&iddot;伊斯梅尔将军受命接替萨迪克的职务,并奉命进行战争准备。他曾在(埃军)惨败后,于1967年7月担任苏伊士运河前线指挥官,因此他熟悉该战线所面临的军事问题。他反对恢复消耗战,因为他很清楚,以色列不会让阿拉伯人支配战场,到那时,以色列的反应必将比以往更为强烈。在考虑过其它各种可能性之后,他得出结论,埃及的最初进攻必须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一次埃及确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进攻。数日内,他被任命为阿拉伯联盟(名义上包括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总指挥,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将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部队进行协调。
伊斯梅尔在分析他所面临的问题时,认识到以色列有四个有利条件:空中优势,技术能力,训练有意并有他认为的由美国保证的补给。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以色列又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利条件:许多战线的交通线长,人口少,经不起重大伤亡;经济基础薄弱,不能长期作战;此外,还有由于过分自负和优越感带来的不利条件。阿拉伯人过细地研究了1967年战争的教训,分析了以色列的各项优势,以便找出对策。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1967年让以色列人先下手是错误的,1973年他们应先下手。以色列在1967年进攻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使他们吃惊,这次埃及将全力投入首次进攻。1967年,他们没有同时在数条战线上作战,因而使以色列能够对各种情况应付自如;这次他们要使埃、叙两国的重大攻势行动彼此协调,并使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部队,其中包括约旦部队充当预备队。显然,首先要考虑的是战争所需的一切武器的供应问题。1973年初伊斯梅尔将军访问莫斯科和苏联高级代表团访问开罗期间对此已做出确实的安排。
埃及与叙利亚的合作是在伊斯梅尔访叙后,于1973年2月开始的。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越过叙利亚和黎巴嫩边境进行的活动实施反击后,三个月来叙利亚前线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对抗。以色列实施了猛烈的大规模反击。在以色列1973年1月发动的战斗结束后,前线突然平静了下来,甚至没有一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活动。以色列把这一事态发展看成是他们必须进一步增强信心的根据,因为他们显然认为,由于他们的行动,叙利亚才被迫撤出战斗;实际上,边境平静的真正原因是叙利亚人在准备战争。
与此同时,伊斯梅尔将军已作出原则决定:埃及一旦发起进攻,将沿全长110英里的苏伊士运河全线发动进攻,并要作到不让以军察觉主攻方向,从而使以军不能集中力量抗击,并使他们由于不能判明主攻方向而不能及时反击。此外,这一计划还将用迫使以色列的空军分散在广大正面上的办法来对付以色列的空中优势。
1973年1月,阿拉伯国防委员会制定了一份抗以军政行动的全面统一计划。同月,萨达特总统访问了铁托总统(南斯拉夫在赎罪日战争后解释说,他们在战时允许苏联飞机飞越其领土是出于萨达特总统而不是苏联的要求)。2月,萨达特命令提出横渡运河最佳日期的报告。作战部长贾马斯将军向他提交了一份亲自手书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时间:5月下半月、9月和10月。
在哈菲茨&iddot;伊斯梅尔1973年3月出使华盛顿失败后,国防部长艾哈迈德&iddot;伊斯梅尔立即访问了大马士革。萨达特此刻作出了发动战争的最后决定,计划于当年5月发动战争(他已于1月间指示埃军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制定横渡运河的计划以及其它作战计划)。然而到5月,他又命令将进攻推迟到10月。后来,他为推迟日期解释说:&ldo;实际上我计划在5月发起作战,但当时俄国人决定于5月份与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最高级会谈,由于在此问题上毋需披露的政治原因,我决定将日期推迟到9月的那个时间或10月份的第三个时间&rdo;。
当时在5月份,埃及陆军作了大量横渡运河的准备工作。以色列情报机构注意到了这些准备,但仍坚持认为这是萨达特的老手法,先搞战争边缘政策,然后不战而撤。以色列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将军不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判断,下令进行局部动员,大约耗资1,100万美元。但是埃及的进攻并未实现。以色列情报机构宣称‐‐也许不是专门对此而说的:&ldo;我是这样对你说了的嘛。&rdo;他们对5月情况的判断正确,后来成为以色列10月判断错误的主要因素。埃及国防部长于5月8日再次访问了大马士革。整个夏季,埃及与叙利亚高级领导人不断举行会谈。6月,萨达特飞往大马士革与阿萨德举行会谈,并在9月初制定了两国军事合作计划的全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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